2014年4月6日 星期日

【我也在現場】「不論如何,一定是人跟人命為第一優先。」──黃曼婷

採訪、文字整理/Dot  三月三十日,議場內

三月十八號當天晚上,賴中強律師、人民民主陣線發起在立法院外靜坐的活動,我在晚會上幫忙指引來賓上台。約莫九點,學生衝入議場;我當下不知道會怎麼樣,也沒有想過衝得進去議場裡面,因為以前從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頂多衝到正門。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如果全部的人都在裡面待一整夜,這樣很危險,都沒有人接應,我大概在議場待到十點多,決定先回家等消息。

物資組:從一棵樹到一條街
隔天我跟賴中強律師碰面,想說看裡面的夥伴們情況怎麼樣、他們想要怎麼做。星期三早上原本要開委員會確定議事錄,但場內還是很亂,後來我先跑去三號門幫忙顧門,那時候很怕警方或民眾會闖入,我們堅持「警方不動,我們不動」。當時在三號門幫忙遞送物資時,總覺得物資傳送的狀況不太對勁,是裡面的人變多?物資夠不夠?後來進到議場才發現,其實人真的很多,而且大家都很累,因為前一天晚上都怕會被警察攻堅,體力消耗很快,那時候的物資線不像現在這麼完善,民眾送來的物資也不像現在這麼有規模。

當初跟物資組的夥伴接觸後,討論物資的數量該怎麼估算、該怎麼掌握現場人數;發現大家精神不是很好,我就趕快問醫療團隊如何讓夥伴們打起精神、維持體力?除了一些固體的食物,他們建議要有水果、含糖飲料,提神飲料不要發太多……這樣下來估計物資,慢慢建立物資供應的概念,避免不健康的供應方式。物資組成形之後,才比較有效率處理物資的情形,能夠穩定大家、比較不用擔心吃的東西不夠新鮮。

我覺得現在來看,如果那時候沒有把物資組建立起來的話,其實對後續的影響應該會滿大的,我們要去判斷情勢,不斷維持物資供應正常。像是衝入行政院的那個晚上,我們知道民眾可能會不敢運送物資,或避免衝突的路段;警察們也覺得那時候再傳送物資是危險的,只好請民進黨委員幫忙處理而度過難關。

回想起來挺好笑的,第一天我去守三號門的時候,就收到好幾箱PChome署名給林飛帆,他跟我說:「我沒有訂!」我們很害怕、想說到底是不是什麼危險物品?是不是什麼策略之一?後來硬把那些箱子都送進去,拆封後才發現是十箱水,後來得知是有些民眾很熱心,但是不想具名,所以就用別人名字訂貨送進來。

但後來真的拖垮物資站,因為原本只在一棵樹下面的物資站,演變成一整條街;陣仗的擴張速度超乎一般想像,睡一覺起來,發現怎麼PChome的箱子排了一條街?況且那是可以把我整個人都裝進去的大箱子!大家都傻了,但都是熱心民眾捐贈的物資,真的很感謝他們!當然,後來也發現有部分是充滿違禁品或違法的東西,所以慢慢提高對物資的警戒。像是物資都要安檢,因為裡面可能會藏奇怪的東西,像是汽油或刀械。雖然不知道為何要寄這些東西給我們,但是可能民眾們沒有惡意啦!只是覺得這些東西可以用來保護我們之類的,後來就讓場外的物資站處理,讓那些東西不要進到場內。

議場裡的警察、媒體、與夥伴們
我覺得整個議場的氣氛都挺微妙的。

我進來的時候在想,民進黨立委到底會守多久?是不是守三天就不玩了?白天有記者就來、沒有就走?可是他們一直在場外守著。這讓我感覺到,他們真的是在議場外面守護我們,例如讓我們知道物資不會斷掉,讓我們知道夥伴們出去拿物資,不會出現太大的狀況。

警察一開始態度比較強硬,但是後來他們也會問我們,物資有沒有問題?正不正常?比如說便當沒送來,會問:「你們便當怎麼沒來?便當夠不夠?會不會太少?」這使我們從一開始緊繃的氣氛到比較放鬆的狀態,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你可以看到警察對議場內拍照,說這輩子還沒有進過立法院,沒想到第一次來立法院還可以拍照,而且他不是普通警察,他是小隊長。

跟記者也是很奇妙的關係,當初警察要攻堅的時候很怕斷電,我去問每一家的記者:「如果被斷電的話,你們可不可以開大燈?」他們都說:「好,沒問題!」我以前辦記者會的時候,沒有幫他們準備椅子,沒有準備插頭、網路,記者會指著你的鼻頭大罵,但是在這場運動裡面,他們要趴著寫稿都OK,或是自己去找椅子。有次我就虧他們,他們就說,誰敢跟你抱怨沒椅子啊?想被揍嗎?

在這段期間,很多人都覺得我們跟媒體關係搞得不好,但是我覺得那只是有些媒體個人的問題。有些記者就是會被警察攔下,因為立法院發證是有控制的;有些媒體可能比較小、就不會有證件,我就會去解圍說他們是記者啦!不過也會看見有些記者明明不在這個議場,可是一直寫我們的新聞,你就會想他到底是誰?或是明明在這個議場裡面寫很久了,可是你從來沒有看過他的稿子見報?記者這個行業也是很心酸的,場外有些人常對特定媒體攻擊,其實很想為他們解釋:其實他們也是被剝削的一群人。若有心就去那些電視台門前罵他們的總經理,不要在這個議場對他們大呼小叫,這樣我們就跟這個政權一樣,就是拿著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人啊!

不管是學生或是社會人士,其實進來議場的人都挺自制的,除了第一天衝進來的時候,可能會不小心毀損了一些公物,但之後大家都會維持議場的秩序與整潔。像是我之前一直很怕,會不會有一天晚上,我進來看見國父遺像被拆掉?可是它現在都還在。以往有些極端的社會運動成員會覺得東西就都把它拆下來,然而你會看到現場同學並不是在乎那個形式,大家是為了我們堅持的東西來到這裡,那個訴求不只是口號,我們真的知道我們為什麼待在這裡;那份力量很緊密地把大家黏在一起,而且我們不只是想要佔據這個空間而已。

 議場內是二十四小時都開著燈,我待在這裡的時間比較長,其實都知道哪些夥伴沒有睡覺,也知道哪些夥伴沒有吃飯,所以就會很擔心他們,要透過廣播不斷提醒至少吃一點、喝一點,不過反而到最後變成別人提醒我要補充一下飲食。

有些夥伴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物資,因為他們太忙了,像是有人穿了短褲,問他不冷喔?去領物資!看誰臉色蒼白,問他你不餓喔?去喝雞精、去找中醫把脈!有些夥伴習慣吃很多或是睡很多,你看到有些睡很多的夥伴也想關心是不是情緒很低落?因為他可能覺得很累或在這個運動中找不到定位、覺得使不上力氣?也很多夥伴真的很棒,他們不見得要發光發熱,在自己的崗位上可以做得很完美。像是之前在物資組,我認識了小郭,他把物資組弄得井井有條,一回來我嚇一跳,怎麼都定位了?就像陳為廷和林飛帆講的,這場運動的重點不在他們,是因為每一個參與的夥伴都很重要。也許離開這個議場之後,沒有人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但是我一定會記住這麼厲害的夥伴,我覺得那是這場運動中,永遠都可以分享給別人的事情。

面對一個沒有人性的政治集團
我記得衝行政院的那個晚上,看到整場的夥伴其實滿心疼的。大家平均年齡才二十幾歲,在議場內的我們都不可能衝出去救人,根本不可能衝出去,因為我們要守住立法院。隔天每個人的沮喪等等,那些大家現在想起來還是記憶猶新;我覺得至少現在還待在議場的人不會忘記,他們反而會重新去思考自己跟國家的關係。一開始進來議場,也許只是思考是非對錯的事情,但是經過行政院那晚之後,我覺得很多夥伴意識到,這已經不只是是非對錯的問題,這完全是在挑戰你這個「人」,你配不配這個「人」。

他可以睜眼說瞎話、可以把血腥鎮壓形容成「一場不具威脅性的驅離行動」,那是在挑戰你的人性。你會去質疑這些官員到底怎麼回事?他們不是迂腐、不是無能,是直接講瞎話、直接閉眼說:「我們沒有傷人、我們警察受傷人數比你們還多。」這明明是謊話,他就是在挑戰你的人性!

這讓很多夥伴開始思考,我們不只是在面對談判的政權,而是他們已經沒有是非對錯的觀念,他們的眼裡只有利益。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大家想起這件事情真的是毛骨悚然,因為我們在跟一個沒有人性的政治集團對話,也很擔心情勢這樣下去,這個政權還是不願意好好聽我們說話、好好跟我們對話,我們一直都開放談話,先立法、再審查,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搞對過我們要幹嘛?在說什麼?從媒體中就可以看到,他們並沒有很用心在傾聽我們,反而是我們用盡心思在傾聽他們說話,我們可以看見這個政治集團完全沒有心。

對我來說,人本身就是目的
我之前打給系主任,問你怎麼想罷課的事情?他的底限是不點名,我們系主任同時也兼了政治系的系主任,他發信給政治系老師,邀請大家也上課不點名,目前只有我們兩個系的狀態是這樣。我們系上同學都認為,如果遇到這種事我們還不罷課,那我們真的不用唸人權了!我們這群人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可是看見其他系的人覺得完全無關緊要,也許都過著自己生活,你就會發現說,每個人對於資訊的選擇權不一樣,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要選擇罷課,只是希望這些人就用一天的時間來看看這裡的事情,它已經不再是一則新聞,它已經翻轉了很多人的想法。

我大學唸國際貿易,我唸不太下去,唸了五年沒有畢業。那時候接觸過政治的工作,起初覺得好像挺適合我的,但是後來發現,要用現有的法治去改變制度很困難,可是至少可以去了解那部份、去幫助那些人,這不只是感性的訴求,而是必須真的懂一些什麼東西才去做,後來看到人權學程的招生海報,包含人權、哲學、性別權力等,當時台灣社會沒有什麼人在談,台灣的社會運動有一定的發展程度,但是人權議題跟社會議題好像一直都脫軌得滿嚴重。大家對於政治能理解,但是講人權就很模糊、很空泛,其實不太懂什麼是人權,我想也許我去多了解一點,就可以平衡一點這樣的現況。實際上,參與之後的社會運動時,也可以很輕易地找到跟這些政治團體談話方式,可以提醒他們這個觀念是有問題的,或是可能你性別方面談論得不正確。我第一次上街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反核四運動,那時是我的家人帶我上街的, 基本上我的家人不會反對我參與這次的運動,只是小時候家裡曾說,以後長大不要唸政治、不要唸法律,好啦!我長大之後唸人權,一樣念政治、一樣念法律。

對於我們的訴求,我認為「先立法再審查」、「兩岸監督條例」這兩個是我們踩死不能退的,因為進來議場的人,百分之八十對這些是有所堅持的,沒有拿到我們是不可能退的。究竟為什麼?談判也有個規則,今天我們跟別人簽約,有什麼不能說?有什麼不能改?有什麼困難?如果今天服貿協議大大方方的,為何不能改?而像公民憲政會議,畢竟是我們進來議場之後才產生出來的,不一定每個夥伴對於憲政都有研究、都完全贊同這個訴求,憲法這事很複雜,大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磨合。若我們拿野百合學運來相提並論也不適合,因為當時那個過程是元首已經做出一定的承諾,也在進行前置作業,於是學生們就退出廣場,可是現在政府根本就不想跟你談,他也踩死、我們也踩死底線,那就只好僵在這裡不動。

台灣社會的傳統觀念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也許我們要簽了三年之後才有受害人,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受害人可以佐證,因為他們可能要等到三年後,才會「發現」自己是受害者。我們在這場運動一直強調夥伴們的安全,我相信就算最後發生衝突、有生命危險的時候,大家還是認為不管怎麼樣,人跟人命是第一優先。我覺得這是我們跟這個政權不一樣的地方,我們不是把人視為一個數字、一個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


黃曼婷: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碩三、NGO工作者。

2 則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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