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有時候不衝撞，就沒人會聽你說話- 孫斌

我是萬國法律事務所的執業律師，也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工作委員。因為一直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有些質疑，覺得這某程度是經濟上的殖民，所以一直很關心台灣簽訂服務貿易協議的訊息，加上這次簽協議的對象是中國時，我認為必須有更複雜的考量。

其實台灣是個很少和外國簽訂貿易協議的國家，偶爾簽一次，竟用這麼奇怪的方式，既沒有國會授權、也沒有蒐集大家的需求就快速通過，甚至不敢讓大家好好檢視內容，突顯了這個協議可能有問題。平常我有工作，沒辦法全心投入社會運動，看到學生攻進立院的訊息，我覺得擔心、也覺得慚愧，因為我們竟然需要年輕一代的人來做這件事情，所以後來籌組義務律師團時，我很樂意投入。

其實我以前是藥劑師，雖然從小就對文史有興趣，但求學時因為大家覺得男孩子念三類組好，就走了藥學路，不過我還是一直關注相關議題。這個經歷讓我發現法律和自然科學真的很不一樣，我因此對法律背後的原理特別有興趣。

法律界對佔領立院的看法確實兩極。就我的立場來說，佔領立院這件事在正常時期當然非法，但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現在國家做事情的方法已經背離基本的民主精神、執行過程不公不義，這種時候法律就不能用原本的方式評價和認定。這就像北韓也有法律，但它們的法律並不符合我們認知的法律正當性。

我覺得法律人有兩種，一種理解到法律只是種統治工具，背後需要民主支撐；另一種法律人認為法律只是法律，不去思考法律是否合理？如何被制定？背後有什麼正當性？台灣的法學教育容易教出後者，因為著重技術操作，不太告訴大家法律的精神是什麼？理想的法律該如何？也不太談法律和政治的關係，這或許是很多同是法律人的當權者會知法玩法的原因。

我高中的時候，國會開始有民進黨席次。我還記得當時朱高正會衝到講台上，展現出衝撞的樣子。我小六的時候台灣才解嚴，過去受到的教育其實很保守拘束，因此高中時看到那些衝撞的畫面讓我很震驚。那時候我問爸爸，為什麼這些人在國會裡可以打架？我記得我爸爸說：「有的時候不這樣講話，沒有人會聽你講話。」我因此明白，有些人可以斯文地做事，是因為他們在體制內拿到位置，而體制外的人只能用衝撞的方式講話。如果不去衝撞，一切只能讓體制內的人說了算。

採訪 撰稿/乃甄 攝影/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