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林翾、許可 撰稿/林翾
四月八日夜晚，議場二樓天台側走道。
場內場外都分別有幾種人，一種像是「殭屍」，在外面就是看人家發言、靜坐、睡覺，沒有任何功用，就好像坐在那裏當分母。另外一種叫做「賤民」，就是當你在場外受夠了當「殭屍」的生活，開始站起來進行一些批判、反省，但是你沒有實質的權力、又沒有進到立法院內，這叫做「賤民」。另外一種叫做「奴工」，就是你雖然不滿意運動的現狀，但你依然在為這場運動工作，但雖然你為運動工作，依然沒有任何決定的權力，這叫做「奴工」。
二樓的奴工夥伴
我覺得能夠直接跟民眾接觸對話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把這當作是群眾教育也好(雖然這樣冠冕堂皇的說好像有點假掰)。除此之外，還有在運動之中關照群眾的狀態，如何讓他們理解運動、或是讓他們也有權力，我覺得都非常重要。
我本來就有持續在關心服貿議題，三月十七號就參與了立法院的夜宿行動、十八號早上的記者會後回家休息。那天晚上十點醒來後在網路上看到已經攻進立法院的消息，就很關心這件事的發展，於是決定到現場看看，從濟南路上的教堂圍牆爬梯子進來。
進入立法院以後我在二樓工作，後來負責統合二樓工作人員開會，讓大家可以說想說的話、讓二樓的民眾的聲音都能被聽見。我覺得這是我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去做的事，因為我覺得進入決策圈沒有意義，所以並沒有去管運動的走向。我覺得跟群眾對話是我能夠做到的事、對我來說，直接跟群眾對話，可以獲得的東西反而比較多。
外面的群眾和立法院內的群眾都很重要。但是因為我沒有進入組織，要自己單打獨鬥，所以就必須自己設定一個能力範圍。而最後二樓的人在退場時有這樣一個大的共識和態度，選擇自己的時間與方式，就算是我認為的進展。
我們二樓這些群眾，跟這場運動其他群體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彼此熟悉度夠，因為相處時間很久了，成為一個緊密的群體。二樓內部也比較少出現摩擦或溝通不良的狀況，就算有爭執也大部分是庶務方面，在意見上比較少摩擦。因為沒有整體運動得決定權、不太有需要作決策的時候，所以大家可以討論之後採取共識決。每個人各自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任何人會被強迫跟隨行動，因為最後產生的是一個群體的共識。
到了後期，大家慢慢開始討論一些運動的方向，也有談退場之後組織化的問題，例如以後找一些據點、定期開會等等。出去以後，我們的第一步也許就會是約大家出來談這場運動、討論對這場運動的反省。
退場那天，二樓決定提早下去。我們不和主場的人一起走出去，因為我們不想接受門外人們的掌聲，也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有自己的立場。二樓是一個集體，我們大家互相認同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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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奴工共同撰寫、簽名的退場聲明，410退場當日，下梯前從天台灑出去 |
運動中的權力結構與決策圈的形成
我覺得這場運動的場域(立法院)是一個密閉式的空間這點，確實多少會影響場內和場外群眾的狀態，但是這種溝通上的摩擦是可以被解決的。裡外的群眾是不同的狀態，前期城外的群眾像是在保護城內的群眾、後期會有些人抱怨為什麼無法進到立法院內，其實都反映溝通上及資訊不透明的問題。但是不透明和物理空間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城內與城外的分野，是可以克服的。
關於決策圈，其實一開始應該是因為當時場面太過混亂了，所以主事者就直接找了過去運動的夥伴。但是在場面穩定下來以後，我真的不知道決策圈怎麼會形成現在的樣貌。
在決策圈已經已經形成以後再去擁護集權的效率，根本是屁。陳為廷那天提了一個不信任群眾的說法，來正當化集權，我覺得是打了這場運動大大一個巴掌。會產生這些問題，是因為先形成了封閉的決策圈，才去考慮權力下放的問題。然後對持不同意見的群眾說：「要不然你來做、你自己要為後果負責啊」這個他馬的更雞巴，完全不負責任。所以有人會批評現在的決策圈黑箱，這樣的權力運作的方式，其實不是由群眾達成共識來由下而上決定，而是由決策圈決定好後往下傳遞的。所以才會有許多對糾察的批判、對場子的批判。
我認為決策圈的問題不僅僅在於權力沒有下放，更大的問題是，大部分人對運動的樣貌甚至不太清楚。甚至於「接下來要做甚麼」，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之下，很多場內的人也要看記者會才知道。也因此有種說法：場內場外都分別有幾種人，一種像是「殭屍」，在外面就是看人家發言、靜坐、睡覺，沒有任何功用，就好像坐在那裏當分母。另外一種叫作「賤民」，就是當你在場外受夠了當「殭屍」的生活，開始站起來進行一些批判、反省，但是你沒有實質的權力、又沒有進到立法院內，這叫作「賤民」。另外一種叫作「奴工」，就是你雖然不滿意運動的現狀，但你依然在為這場運動工作；但雖然你為運動工作，卻依然沒有做任何決定的權力，這叫作「奴工」。
在一場運動裡看見這樣的現象其實很有趣，譬如你會注意到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殭屍」。
像運動的走向或是運動的形象，都不是由下面的人們決定的，這其實也是一個大問題。雖然主場打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號，但有一件事情不能被忽視：運動某一個期間熱度會延續，是依靠行政院的那場行動出來的，那場行動的正當性或必要性當然還可以另外被討論，但不能忽視的是，運動某一段時間的能量，是收割行政院那場行動的能量而來的，但是運動本身仍還要保持自己那種「和平、理性、非暴力」乾淨的東西，我覺得這實在有點機歪。
黑島青在行政院的行動發生時一開始，就發了一個聲明，態度有點像是要和行政院的行動切割；後來又變成像是「欸這是我們的夥伴」，於是行政院事件的效應回到整個運動上面，但是卻沒有人去談到兩邊行動的調性是不一樣的這個問題。行政院事件是積極地想要創造一些東西，立院的主場則是「佔領議會」，老實說就只是守住，從頭到尾沒有做甚麼；行政院那場行動是別人做的，割闌尾據說是民主黑潮做的，那立法院的占領有做什麼積極的事嗎？其實沒有，所以我說，這場運動其實是靠很多其他的行動支撐起來的。
噁心的「乾淨」形象：對運動走向的反思
至於三月三十號的那場遊行，其實我乍聽之下會覺得好像是整場運動要結束了。不然你號召那麼多人、規模那麼龐大，卻沒有具體的意義，只是對外展現民意而已，沒有別的訴求跟主張，也沒有做完以後具體的下一步：那我們是不是要結束了？
結果卻又說我們還沒有要結束。這就更扯，因為也沒有別的方案啊，大家就繼續消極地佔領。老實說，大家憑什麼要跟你繼續佔領？我覺得決策圈中心應該要一直主動說服群眾說我們為什麼要繼續佔領，但是都沒有。大家就繼續像「殭屍」一樣靜坐佔領。我覺得這也是不信任群眾、集權的問題。
三三零遊行的能量，其實應該是可以為這場運動做出一點什麼實質上的貢獻的。但是到最後雖然有一個漂亮的形象，卻沒有什麼力道。我覺得這場運動的形象，乾淨、秩序、理性、和平、非暴力，其實是偶然形成的。因為一開始在立法院裡面，媒體就是想要清算你、問你各種問題想要抓出你的破綻，所以主場就對應形成自我約束。自我約束到後來，變為一種自我規範，然後努力呈現出我們是和平理性乾淨的形象。但是其實那種東西實在有點噁心。媒體拿個人道德去攻擊你的運動，但是你回應的方式卻是迎合、自清，最後把個人道德變成法則、變成形象。但這其實根本不是重點啊，這從一開始就不是這場運動的重點。但是你一旦這樣操作以後，之後就下不了台了，你要當乖寶寶之後就不能變壞。
對啊，我覺得倒不是主場刻意打出乾淨禮貌的口號。可能是一開始場面很混亂、場控很困難，所以有人打這樣的口號，那麼其他人沒有辦法也只能接受。但是我覺得一再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等於是把自己的底線打死了。而且我也很討厭自稱是學運，媒體這樣操作也就算了，但竟然後來這幾天才開始有人打槍、說這根本就不是學運，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用學運的形式進行。而且還弄什麼太陽花，我聽說太陽花是媒體取的，但是大家也沒有達成一個共識去否認它，最後變得好像我們就是太陽花學運一樣。
其實我本來就對於學運這個詞很感冒。我覺得強調學生當作主體，運動就會跟「乾淨、無知、很閒、善良和真理」之類的形象連結在一起。這樣的形象也許有一些正面的效果，但是這種正面效果也可能讓你翻船，因為不能做跨越那個形象的事情。不能抽菸、不能喝酒，身上不能有刺青，也不能有激進的行動，尤其在台灣社會的氛圍裡，特別嚴重。
另一方面，定位成「學運」又跟這場運動裡的群眾切割了。有一次，有一個朋友上來二樓，他告訴我他其實不是學生，進來立法院他感覺自己很怪，但他是支持大家的。後來他就走了。其實我覺得運動做到後來變成這樣很悲哀，群眾窄化到連不是學生的人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但是你又需要群眾的資源啊。
因為撐起這場運動的絕對不只是學生，像是NGO團體、社會大眾的資源，在外面做糾察、或是守夜的人，全部都有啊，各種人都有。但你還是要假裝自己是學生運動，雖然我覺得不是主場刻意要塑造學生運動的形象，但是當形象出現時你沒有去否認它，我覺得責任其實在主場身上。
退場的態度：我不同意打掃復原場地
至於場地復原的部分，我覺得收垃圾，自己生活上製造出來的東西收好是應該的，但是把椅子什麼的復原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社運本來就是包含破壞秩序跟攻擊的行動啊！要場復的話，那不就像馬的我們把拒馬推倒，回去之前還要把拒馬立起來，這是殺小？
本來我們就是想要突破這種政治權力、用制度把人民排除在外的壟斷，具體物理空間上來說，就是我們要衝進來。我覺得破壞然後衝進來、進行防守，重新建立物件的秩序，讓這裡不是立法院、而變成人民佔領的一個空間，這是具有政治意義的。所以說在政治意義上，我們不希望議會回到原來的樣子吧？我們今天是因為運動挫敗而離開沒有錯，我們戰敗了、我們退出，但是我們還是不認同把人民佔領的地方回歸到立法院。我們希望立法院回復到原本的形式嗎？不是嘛。放到具體行動來說，我覺得將場地復原這件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退場真正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沒有路可以走了。決策小組那群人對於占領，已經想不出任何招；場子已經越來越控不住、也越來越多人不想再控場，大家真的都累了。「運動遇到瓶頸所以退場」，這才是事實。基本上，我們的訴求都沒有達成，王金平給的承諾只算是稍微的成果，我們想要達成的訴求，是可能會跳票的。
當然，我自己也該要檢討。因為覺得決策圈鳥鳥的，而且自己一個人影響力有限，所以就沒有進入決策圈去跟他們攪和，整個過程中也不太管運動的走向。
對我來說，這三週的意義和成長，是看到了群眾的重要性。
我其實在三月二十二號就已經想好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甚麼。我想讓群眾──我設定的範圍是二樓的工作人員們──最後能夠擁有力量，不管運動整體的走向是什麼，他們都要有力量去抵抗這個運動的問題、甚至抵抗運動爛掉這件事。現在我覺得，自己很具體地理解可以怎麼做去達成這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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