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2日 星期一

【母親節特稿】【人物故事】一個母親看自己的孩子投身學運 - 陳韻琳

當我兒子明謙跟我說他在立法院裡參與學運時,作為一個上一代來自對岸、一直被定義為「外省二代」的母親,我並沒有什麼很激烈的情緒,我並不擔心他的安危,因為我一直就覺得時代已經變了,我們這一代面對社會運動要付上的高昂代價諸如叛國罪、進監獄、勒令退學、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在他這時代不會發生;我也不會對他有太多人身安全的憂慮,因為我知道學運這幾年已經越來越成熟、目標越來越清楚,很容易得到大眾的迴響;我更不會跟他說:「做學生就應當好好念書,這是做學生的本分」,因為我根本就覺得有太多事是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我也不會感覺自己的身分認同被打擊,因為我知道外省二代是一個終止號,再來台灣只會有多元的「新住民」,不會再有「外省三代」。

因為常跟做學生會會長、思想銳利的兒子聊天,我知道這次學運有很多非常原則性的問題,透過運動浮上檯面,譬如說,台灣跟大陸應當維持怎樣的關係?現在的兩黨政治與憲政體制出現什麼問題?還能相信立法院嗎?衝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如何兼顧環保與照顧弱勢的人道主義?還有必要相信台灣的電視、報章雜誌媒體嗎?這一切質詢,原本應當是我們這一代來討論來論述,結果卻是由我們下一代製造出一個全台灣不得不關注的運動與議事環境。

我自身角色,約有二十年間、一直在進行讓網路社群與實質社區互融的文化工作,因此我會特別注意到這次學運、以及去年的洪仲丘事件,網路媒體扮演的角色。現在的學運跟我們上一代投入社運或學運,最明顯的差異就是,現在的學運投身者全都貨真價實是網路文化的產兒。

我們這一代是被電視養大的,我們「使用」網路,但我們不會被網路文化影響、甚至我們不停的批判網路媒體造成的疏離、分裂人格、與注意力不集中‧‧‧‧,但他們是被網路媒體養大的,在養成教育過程中,他們擁有了網路人格特質,譬如說,他們根本不需要扛著攝影機,他們單憑手機,便紀錄下他們所看到的,他們不需要拜託記者,他們自發性的透過網路媒體動員、散播消息,他們用網路媒體議事、用網路媒體動員、用網路媒體對抗電視與報章雜誌不實的報導,而民眾為何會選擇採信網路媒體的報導呢?因為電視與報章雜誌長久以來只關心八卦、與譁眾取寵的小道消息,報導者缺乏專業素養,沒有大格局、沒有大視野、徹底被財團或政黨收編,早已沒有公信力。
完全可以這麼說,這次學運甚至做到促成了國際媒體的重視,全是因為網路媒體,這是網路世代的勝利,而台灣不管是在野黨或執政黨,擁有權力的人全都是上世代人,徹底低估也忽略了網路媒體的效應,所以執政黨被批判之際、在野黨一樣被邊緣化了。

其次就是這群學生反應速度之快,這也絕對是受因網路文化的養成教育而出現的。在平面媒體、電視廣播媒體中長大的我們這世代,很習慣邀稿、約定截稿日的流程,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想一想再回應,但網路世代的族群在網路論壇中是立即即時的回應,一來一往只有幾分鐘的時間,這種訓練使這次學運,不管是上一代主導的報章雜誌電視廣播、或者是執政導在野黨,速度都慢很多,這不只使學生攻占立法院、行政院,大家是措手不及,連對任何事件的回應速度,學生都明顯居於上風。

而我最稱許的是這次學運學生們展現出來的幽默感,這絕對是網路世代的特色。我們這一代總是會把任何議題搞的非黑即白劍拔弩張,但下一代卻非常善用幽默來化解緊張,最明顯的就是「傳說中的白狼」跟學生對抗那天,學生以機智幽默的調侃,來跟白狼叫囂、嚴厲的謾罵來對抗,結果使學生徹底成為贏家。

我跟明謙討論過,為何這次學運這麼多重要議題,最後是學生這一世代帶著我們上一代人正視並反省?我跟明謙談到了我們這一代普遍的對理想的虛無感,我們這一代做學生時所致力以赴的政治運動,促成了兩黨政治,卻也目睹了許多當年的運動領袖,墮落腐化,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成為了他們當年最鄙視的人,而後一切想要致力以赴的運動,不管是環保議題、對弱勢族群的關心議題,最後都被簡化成兩黨對抗,慢慢的鬥志被磨光了,也被環境化約了,以至於任何一個運動出現,都會暗暗問自己:「背後是哪個黨在運作阿?」我們需要從思想二元論掙脫,但我們沒有能力,直到這群網路世代人出現,讓我們看到多元的可能,以及把兩黨都邊緣化讓運動議題本身鮮明呈現的可能。

恰好就是在這陣子,我連續幾場演講都涉及到學運與民運,因為我被安排講幾個藝文經典,包括「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畫家哥雅的繪畫作品」,恰好前者涉及壯烈的學運、後者涉及壯烈的民運。在受邀時,我根本不知道太陽花學運會發生,等演講時、卻無法避免的因為全台灣社會都在關注太陽花學運,使演講氣氛緊繃、演講主題也成為很具爭議性的話題。


其實雨果與哥雅,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中,面臨政治抉擇,一直有著推翻他們自己之前信念的矛盾,這很讓我深思。


我們有誰能預測未來呢?誰不是置身當下摸索著何為大是何為大非呢?
歷史充滿著辯證弔詭,以前之是成為今日之非,今日之是成為明日之非,想要從任何一場社運學運中定義真正的正義,最後一定成為一種必須被後人打破的意識形態,因為正義本就不可能被任何時代徹底定義,它最後勢必會超越每一場社運學運。


但這卻不表示每一個努力、每一個摸索,都是虛無、都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真正的信仰實踐,一定會在關懷自身靈魂之外,也關懷他人、關懷社群,如果這關懷不只是唱高調,就勢必會含有社會正義的層面,作為一個信仰基督的人,在談到個體之愛,可以溫柔如鴿,但談到社群之大愛,卻會觸碰社會正義的革命禁忌,這就是基督信仰最偉大的地方。

所以做為一個母親,我切切為孩子明謙的禱告,就是願基督讓他在真理上得以自由。耶穌並沒有承諾追求真理必不孤單,但祂承諾追求真理得以自由。願我的孩子徹底投身屬於他時代的大愛與正義之際,又願被基督帶向永恆的超然。這就是身為母親的我最深的祈禱。


陳韻琳,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秘書長、「心靈小憩」藝文專業網站企劃總監、「IC之音」廣播電台「新世紀花園」節目主持人。常舉辦藝文座談及演講,是一位多方位的媒體人與自由作家。其長子林明謙現為One More Story主編之一,投身動保工作十年,並自野草莓學運起就參與多起社運。

採訪/林明謙    撰稿/陳韻琳    照片提供/陳韻琳

2014年4月30日 星期三

【我也在現場】現在開始還不晚Better late than never.——政大法律研究生



撰 稿 者:IneVan[1]

採訪時間:20140405

受 訪 者:政大法律研究生[2] 24 歲


 我在2013年時就已經知道要簽訂服貿這件事,那時還有學者提出批評,一些民間團體也舉辦相關的活動,但當時的洪仲丘事件、九月政爭、多元成家等議題獲得我較多的注意力,所以沒有認真閱讀服貿相關資料。

 一直到今年3/17得知服貿協議30秒火速通過、隔天有學生衝進立院表示抗議,我才警覺到這個影響我國民生的重大危機已經迫在眉睫。由服貿協議往後推想,也可預測臺灣可能在近2到3年內,因經濟因素受中國控制而實質統一。所以我在3/18當天就到立法院表示支持並持續待到隔日。之後則每兩日到就會到立院靜坐,表示對黑箱程序、服貿內容的問題,以及對於馬政府促統表示抗議。


:對於此次318學運/社運所點出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除了經濟效益仍待討論外,你認為還有哪些議題也是囊括或隱含在此之內,並且是你特別關心的?

 服貿議題最核心的問題是它會撼動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特殊國際關係,也和馬政府近來頻頻與中國大陸有政治經濟往來、積極簽署相關協定有關。然而這樣一系列的運作有傾向統一之虞。

 此外,這次黑箱程序與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所違背,牴觸權力分立原則以及民主原則。這類協議影響臺灣民生重大,並且影響國家安全。然而臺灣行政機構卻認為這種協議屬於其專屬管轄範圍,事前、事中皆以秘密方式進行,事後簽署完也對外宣稱此未涉及法律保留之協議,認定為行政命令要求立院僅得備查。

 日後經政黨協商後,服貿雖改以逐條審查,張慶忠委員卻又反悔改以行政命令備查,而於三個月後視為生效並認已通關,毫無正當程序。即便之後行政院改以逐條審查方式,卻僅得包裹表決而不得作任何修改,又以非國際慣例之說法,威脅說會影響國際聲譽、中國以讓利不簽有害經濟發展等錯誤立論,並以政黨系統挾持威脅立院不應有所改變或重啟談判,與原先設計代議政治之目的完全牴觸。這也突顯了臺灣政體非內閣制、亦非總統制,因而總統有權無責,且執政與立法院多數皆為同一政黨而總統亦身兼黨主席時,黨意可凌駕於民意,與國民主權相違背。

 自由貿易即便為世界全球化之趨勢,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公平仍有其重要性。我國稅賦不平等的機制長久未經變革,政府又因選舉文化的鋪張而受財團資助,並且於日後執政或擔任民代時受財團把持而未制定出稅賦平等之法令,造成現在貧富差距持續增加而生社會流動的停滯。


:你如何看待隨著此次318學運/社運而起的各種思想討論與評論?或者問得更簡單一點,在此次運動前後,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地方改變了?

 這次活動中,在抗爭方向上有鷹派鴿派之討論。因為我讀法律科系,且個性上偏向風險趨避,故原先較認同偏向和平、非暴力之訴求,且於此方向確實將許多本不關心政治或支持國民黨的朋友拉到此次抗爭中。然而,隨著抗爭人群中有黨工或反動份子滲入,且受親中媒體一再抹黑,而使抗爭漸走向守秩序、整潔的「好寶寶」路線,似乎開始與本來對抗現有體制的抗爭目的有所衝突。

 此外,之後政府高層皆以不理會抗爭訴求並採以拖待變之態度因應,使我對於抗爭方向有所反思,認為尋求多數民眾支持或受合法性框架侷限將會因訴求不被理睬而使抗爭動能消磨殆盡。因此現在我認為訴求達成才是抗爭的最終目的,而手段應跳脫和平、非暴力,仍可於合法的框架下採取更激進、有創意的手段,藉此多管道向政府施壓而使訴求能落實。

          


[1] 推特長期使用者。本次受訪人是訪問者的學弟兼好友,多年不見,這次在立院廣場裡相遇,兩人滔滔不絕的聊了四五個小時。

[2] 菸酒生,真的很擔心自己國家,所以決定發聲。希望同一片天空下,腳踩著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都把這當作自己的家。

2014年4月29日 星期二

【公民意見】一位失敗主義者的告白


採訪/IneVan(本次使用google文件線上文字訪問)





採訪時間:20140401


我受夠了被政府當成白痴、被媒體當做智障、被企業當成奴隸;我受夠了這些掌握著各式權力的人毫無顧忌地當著我們的面說著屁話與謊言;我受夠了這些握有龐大資源的新聞媒體公然傳播著虛假不實的新聞;我受夠了這些政府官員與企業財團在每一次公共議題的談話中,脫口而出的都是大便,讓人生氣的是他們竟然覺得我們都應該無條件地吃下去他們吐出來的大便。
而讓人絕望的是還真的有人吃。
問:看見你在「佔領行政院:一位失敗主義者的告白」誌中引述了Steve Taipei Taiwan 以及halalaQueen的話,裡頭寫到他們對324鎮壓事件的看法,請問你的看法又是如何?為何會決定參與當晚行動?
雖然這麼說可能對受傷的人不太厚道,但是324鎮壓事件是有著正面意義的:那天血淋淋地展示了國家機器的暴力本質。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那一晚紮紮實實地面對鎮暴警察的警棍與盾牌之前,可能都沒有意識到如果政府覺得有需要動用鎮暴水柱和催淚瓦斯,他們真的就可以這麼做。
這場運動最大的意義,就是看到越來越多以前會說「不要談政治」的人也開始「談政治」了。在這個什麼事情都跟政治有關的時代,不談政治,難道要談塗魚嗎?就是應該一直談,一直鬧,鬧到所有人都受不了,鬧到所有人都得淌進這灘渾水裡:
鬧到所有的媽媽都出來哭喊「我兒子竟然開始要求我不要看中天新聞?!把以前那個『乖巧聽話,我叫他填什麼志願他就填什麼志願的兒子』還給我!」。
鬧到所有的爸爸都出來大罵「我女兒竟然威脅我要是再把退休金拿去炒房她就要加入國民黨青年團?!,把以前那個『長大之後要嫁給爸爸的女兒』還給我!」。
鬧到所有的老闆都出來靠北「我的員工竟然開始要求我付加班費?!把以前那些『任勞任怨,給他22K就能夠做三人份工作的員工』還給我!」。
鬧到所有的民意代表都出來抱怨「我的選民竟然開始要求我好好監督政府?!把以前那些『只好含淚投國民黨的選民』還給我!」。
鬧到所有人都意識到就是因為我們的冷漠才讓這個國家變成現在這樣的。
問:你在「我們需要一種精準的憤怒」中引述了李明璁的兩條推,裡頭談到了害怕暴力和閹割憤怒也許是來自於我們的教育。而經過330的50萬人和平遊行後,府方仍沒有做出正面回應。你的看法是如何?
當我們抗議的對象都派發言人出來讚賞這次330遊行圓滿落幕了,「和平、整潔、守秩序」的遊行當然沒有用。
雖然我之前還大言不慚的嚷著說「台灣人最大的問題不是鄉愿、盲從,也不是奴性;而是抓不到重點」,但是我錯了,台灣人最大的問題真的就是奴性太重,換句話說叫做「崇拜權威」。這個「權威」可以是政府、媒體、學者、大資本家,也可以是「規則」。
台灣人面對權威的態度永遠都是服從,而不是質疑。當「要有禮貌」、「要拼經濟」、「不要動亂」這樣的規則被丟出來扔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除了像條狗一樣地被繫上這條鍊子之外,為什麼不去質疑這些規則背後的含意?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遵守?質疑權威與反抗規則的最好例子不就是已經被修正的「刑法100條」、已經被認定違憲的「集會遊行法」和這次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行動嗎?
崇拜權威的另一個面相就是「造神」,從當年的陳水扁、馬英九,到最近的林飛帆、陳為廷,和現在以救世主之姿姍姍來遲的王金平(還有大家都崇拜的偷薪壞總裁郭台銘),台灣人還是在追尋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期待一個全能的彌賽亞。似乎只要有這樣的英雄出現,他們就可以代替我們思考,幫我們做決定,所有的行動和論述都交給他們就好,他們一定會帶領我們走向勝利?不是嗎?你看看挺陳水扁的李遠哲、挺馬英九的王雪紅、和挺服貿的彭淮南,很多盲從的台灣人一看到大人物出來挺這個挺那個,很容易就懶啪一軟貼過去了,這樣怎麼可以?!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腦袋自己用,不要事後發現偉人們其實沒有那麼偉大才來自己的臉自己打啊。

更別提都他媽民國幾年了,還有人在懷念蔣經國。
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值得擁有過大的權力,任何權力都需要被制衡。例如在立法院場外出現的「賤民解放區」就是對議場內小圈子決策的制衡。如果只是一味地要求所有參與者遵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軸,扛著「拒絕分化、為大局著想」的大旗打壓主張不同路線的參與者,這跟國民黨團要求黨籍立委不能脫黨投票有什麼兩樣?
如果連一個群眾運動都不能容許不同的聲音,那我們到底有什麼資格說我們在捍衛民主,「汗味民主」還差不多。
怕被分化的話,更應該對付那些在動手分化的媒體和國民黨,怎麼會把矛頭指向同為反服貿陣營的異議者?這不叫做團結,這他媽的叫做自我審查,也是很多對岸的人民在做的事。

Vinta 資訊工程師,經營blog 真‧他媽的http://vinta.ws/blog/,在3/24寫下「佔領行政院:一位失敗主義者的告白」一文,推特長期使用者。



【公民意見】必須讓政府懼怕人民,五十萬人顯然還不夠力——休斯


採訪/IneVan(本次使用google文件線上文字訪問)

採訪時間:20140405



我之所以參與這場運動,是因為覺得自己既然反對服貿,來表達意見是應該的。我不想成為那種只會口說而不實際行動的人,至少在這件事情上面,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我喜歡自由(除了貿易自由以外),而這種可能因為商業利益而對廣告印刷、出版所帶來的不自由,不是我樂見的。看看中天現在的樣子,還要問為何反對中國的資金近來印刷業嗎?
一開始知道佔領立院的時候,是18日的半夜,我看著網路上的好友不停的在談論攻入立法院的事,隔著一層網路,我很難想像當時的緊張情況。雖然當初是反對服貿的,但是對於張慶忠的30秒毫不知情。一直以為會成功的阻擋下來,回想起來是我太天真了。
19日時我決定去看一下,並且表示我的意見。雖然很渺小,但是我相信,越是這種時候,每一個人的意見越是重要。如果不出聲,就不會被聽見。另外,對於服貿基本只是圖利大財團,而犧牲勞動者這點,我也相當厭惡。我一直不了解究竟是怎樣的人,才會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而選擇這個方式。然而答案或許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想鞏固自己的利益。也許有天,當我成為那樣的人,我才能明白所謂的「多,我還要更多」的這種貪婪。畢竟人類的悲劇大部分源自於自大和貪婪,所以老實說對我來講,「黑不黑箱」對我來說還只是其次。
問:目前立法院奪回/佔領行動已來到第19日,似乎已陷入一膠著的持久戰裡,你認為這樣膠著的情勢最根本的原因為何呢?又,你認為能以何種方法突破目前困境?
我認為會這樣遲滯不前,主要是因為雙方從來沒有好好對話過。政府根本沒有想解決問題,只想用拖的,讓時間沖淡一切。
像是攻佔立院這樣的大事,政府沒有在第一時間出面,簡直讓人無法想像。接下來又拖了很多天才開了記者會,而記者會的內容……想想23日的攻佔行政院就能明白是多麼地讓人洩氣。
我覺得從政府這樣消極的作為很明顯能看出,它並不想解決問題,甚至不想好好治理國家。首先,一般人是不會隨隨便便就去抗議的,至少台灣人不太會。為什麼要走上街頭?就是因為人民已經無法接受這樣的情況了,並且體制被政府掌控而毫無實質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一個政府是有心想解決,它應該好好的釐清問題的癥結點,想辦法找出能讓大家都滿意的答案。也許要花很多時間溝通、也許不是能那麼快解決,但是總是個開始。
然而我們的政府根本沒有要這麼做的意思。它把自己的人民當做敵人,把時間花在如何運用手中的資源瓦解這場運動,而不是用正面的方法從問題的癥結著手。在我看來,這有些本末倒置。抗議者和政府之間完全沒有有效對話,於是不肯讓步的兩方就這麼僵持著。
關於突破困境,我想必須有更大的抗議行動才行。很希望能有全國罷工或是拒絕繳稅的行動(Thoreau當初就是拒絕繳稅),必須讓政府知道它不能總是胡作非為,硬是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法律,讓法律被行政機關牽著走。
必須讓它懼怕人民。五十萬人顯然還不夠力。
問:對於此次318學運/社運,你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
到立院後,我聽到更多反對服貿的理由。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幾個台大法律系的教授講解這個協議是如何和法律牴觸,電機系的教授則說開放第二類電信(網路)給中國是何等荒唐、且罔顧國家安全的事情。有稍體驗過中國網路的河蟹文化並且熱愛言論自由的我,對於這樣的決定相當無法接受。

另外還有洪凌的演說,這個我是看逐字稿的
他讓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場運動,例如運動中所產生的新階級。這點我也不是很喜歡,也是為什麼我10日沒有去立院,因為我不想成為這個某種類似於儀式的撤退的一部分。到後面除了膠著,就是這個原因特別讓我失望。在我3月19日第一天去的時候最多只有志工,後來又多了很多無法讓人理解的階級,譬如糾察。在為了自由努力的時候,又陷入了另一個不自由的、被管束的情況,有些諷刺。

我也對媒體的造神感到厭煩,整天接受無關運動訴求的言論猶如精神轟炸。我也不是很能接受就這樣離開,雖然這也許是目前最好的辦法之一。不過當陳為廷這麼宣布的時候,我有些解脫的感覺,畢竟過去的一個月非常焦慮,膠著的狀態也讓人很不舒服。那種面對巨大國家機器的無力感,時時刻刻地侵蝕著我的身心。我並不討厭陳為廷、林飛帆,我仍然相當欽佩那一晚他們的勇氣,但社會運動和很多事情一樣,必須慢慢學習,而且事情的後續發展難以控制,我們得小心變成我們所對抗的。這裡引用一下尼采的名句:「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這次運動中所產生的錯誤,下次必須小心地不要再犯。
另外,對於「討厭台獨來鬧場」,或是他們要來「收割」這樣的說法,我也相當不喜歡,好像就只准你一個人抗議似的。運動從來不只屬於任何一個人或是少數人。幾天前,從立院回家的時候,經過公投盟所在之處,我看著他們默默地把旗幟收起來,準備下次有機會再拿出來用。那是個很具衝擊力的畫面——在昏黃的燈光下,他們收起自己的理想,但並非放棄,為了一個小小、在任何人看起來都是理所當然的願望:有一個屬於自己並且被承認的國家。
有一天我在青島東路上聽到一段公投盟的先生所講的話,內容大概是:期許所有選民以後可以好好監督自己所支持的政黨,而不只是專注攻擊對手的缺點。他說:「打別人的小孩沒意思」,現在大部分的人,被問及自己支持的政黨,通常都是先罵一頓對手,卻對自己所投的政黨一知半解。這麼簡單的道理,在我聽來卻是相當的新穎,以前的我沒有想過這點。我希望以後我能這麼做,也希望當晚同在的人也是如此。
政府不正面回應,以拖延或其他無所謂的小手段來整治人民的事情,那種難看的吃相,幾乎每天都在挑戰人民底線。它還不斷運用手上資源做一些只有獨裁政權才會做的事情,譬如要求(國外)媒體撤下/修改新聞,譬如法務部長要嚴辦學生,譬如對不具攻擊性的學生暴力鎮壓。更讓我不能忍受的是,在事後,他們都有一套試著自圓其說卻又擺明是謊言的話術:外交部說只是要求平衡報導(說實在話,這個要求並不是你可以提出的),法務部長所說的人人在法律之前平等(那些犯錯的高官呢?有太多例子了,例如劉政鴻之流,怎麼就沒看見被嚴格地法辦?),還有江宜樺的「只是輕拍」的說法。
這些忝不知恥的謊言,讓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們到底是把人民當白痴,還是囂張地知道我們拿他們沒辦法?對於他們操弄媒體以及司法資源,自行扭曲法律以達他們目的,看著都覺得心寒。不了解為何政府官員/政治人物就不能是個好人。其實也不需要多好的人,只要還有一些良善就夠了。這並不是一個很過分的要求吧?我想在那些人成為政治人物/高官之前,總是有過點理想的。


休斯,23歲,工作半年多的上班族,外文系畢業。對於從前所學習到的一切和社會上所呈現出來的景象相去甚遠感到不解。318是第一次認真投入社會運動,非常高興自己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


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人物故事】成功不必在我,至少我們開了第一槍 - 張小羽

採訪、文字編輯/乃甄 攝影/公民和他的朋友們
四月二日,立法院二樓


我72年次,在這次運動裡算是「大叔」了,平常自己開工作室,本來在資訊組幫忙,後來改到二樓協助防禦工事。我第一天晚上就進來了,大概當晚十二點多,整個晚上幫忙抵抗攻堅。會這麼積極參與是累積很久的情緒,對這個政府真的很不爽,加上我自己開的工作室未來肯定會被服貿衝擊,所以我有強烈的動機固守在這裡。


來這裡多多少少有「贖罪」的心情,覺得以前其實可以做更多、可以多講一些話。330那天,五十萬人出來遊行,我站在二樓天台上向外看,真的爆哭,覺得我們這些過三十歲的大叔,如果二年前、或五年前,再努力多發揮一點影響力,這個國家會不會更正常一點?現在我們竟然要讓這些小大一、小大二,甚至像為廷這種可能投不到08年大選的人出來替我們擔?

之前選舉之所以沒有多說,是因為大選的時候,所有媒體都會把選舉操作成「藍綠惡鬥」,因此覺得有點灰心,想說那就算了,也放棄可以影響更多人的權力。回想起來,當年如果更努力一點,也許現在大家不會這麼累。


我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紀、或比我大的朋友這次真的很想衝立院,有的甚至是「武鬥派」的,但很多人成了家,真的衝不了。我有一個調酒師朋友、老婆是護士,夫妻倆都想過來幫忙,但真的沒辦法,孩子才九個月。所以很多朋友只能在外面盡可能坐個兩、三天,希望能盡點心力。


我平常守在二樓,我最大的功用其實是在安撫這些小朋友,跟他們說一些觀念和情勢。我不是失敗主義者,但很多小朋友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對社運的想像太樂觀、太浪漫。我跟他們說,我們不是在歐洲、不是在美國,我們的對手是國民黨,當年參與過黨外運動的人一定清楚,台灣哪次社會運動是跑一次就達成訴求的?不可能!大埔死了幾條人命才搞到勝訴?王家撞了幾次才搞到「都更」違憲?台灣的社會運動本來就不可能一次就達到訴求,但很多小朋友沒有這個認知,把運動的想的很浪漫,然後會嚴重不安、失落。

我這幾天盡量告訴小朋友,告訴他們「成功不必在我」,至少我們開了第一槍,而且台灣民智未開,有獨立思考能力、會判斷資訊的人真的很少。如果能趁這次影響一些「小確幸」,讓民智覺醒,大家就該感動了。安定他們的心真的很重要,特別是駐守在二樓這裡的人,獲得的資訊不充足,所以也特別不安,但這裡真的需要一些長者或大哥哥安撫。也因為這樣,那天謠傳張安樂要闖立院時,大家非常恐慌,家長一直打電話來,有些小朋友講電話還講到哭。那天我工作室本來有事要離開立法院,但看到大家恐慌成這樣,我後來就留下來了。


這個運動真的很不容易。說起來從頭到尾其實有點像是個「美麗的錯誤」,當初沒人想到立法院警備這麼鬆散,竟能一下就闖進來,也沒想到因為馬王政爭,大家能爭取到這些政治空間,得以撐這麼久。過程中真的也遭遇很多危機,活動這麼大,溝通、決策多少會遇到障礙,外敵又強大,大家堅持「和平非暴力」、但又要維持熱度,真的很困難。所以時間久了,大家真的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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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羽:72年次,平日在自己開的資訊工作室工作。318當晚就進駐立法院,主要在二樓協助防禦工事。因為擔心自己的工作室未來會被服貿衝擊,加上對政府多年不滿、後悔當年沒有多發揮些影響力,因此盡力長期駐守於二樓。

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

【人物故事】操他馬的造神:我們為運動做工,也要為運動發聲──郭冠均

採訪/林翾、許可 撰稿/林翾

四月八日夜晚,議場二樓天台側走道。

場內場外都分別有幾種人,一種像是「殭屍」,在外面就是看人家發言、靜坐、睡覺,沒有任何功用,就好像坐在那裏當分母。另外一種叫做「賤民」,就是當你在場外受夠了當「殭屍」的生活,開始站起來進行一些批判、反省,但是你沒有實質的權力、又沒有進到立法院內,這叫做「賤民」。另外一種叫做「奴工」,就是你雖然不滿意運動的現狀,但你依然在為這場運動工作,但雖然你為運動工作,依然沒有任何決定的權力,這叫做「奴工」。




二樓的奴工夥伴
我覺得能夠直接跟民眾接觸對話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把這當作是群眾教育也好(雖然這樣冠冕堂皇的說好像有點假掰)。除此之外,還有在運動之中關照群眾的狀態,如何讓他們理解運動、或是讓他們也有權力,我覺得都非常重要。

我本來就有持續在關心服貿議題,三月十七號就參與了立法院的夜宿行動、十八號早上的記者會後回家休息。那天晚上十點醒來後在網路上看到已經攻進立法院的消息,就很關心這件事的發展,於是決定到現場看看,從濟南路上的教堂圍牆爬梯子進來。
進入立法院以後我在二樓工作,後來負責統合二樓工作人員開會,讓大家可以說想說的話、讓二樓的民眾的聲音都能被聽見。我覺得這是我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去做的事,因為我覺得進入決策圈沒有意義,所以並沒有去管運動的走向。我覺得跟群眾對話是我能夠做到的事、對我來說,直接跟群眾對話,可以獲得的東西反而比較多。
外面的群眾和立法院內的群眾都很重要。但是因為我沒有進入組織,要自己單打獨鬥,所以就必須自己設定一個能力範圍。而最後二樓的人在退場時有這樣一個大的共識和態度,選擇自己的時間與方式,就算是我認為的進展。
我們二樓這些群眾,跟這場運動其他群體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彼此熟悉度夠,因為相處時間很久了,成為一個緊密的群體。二樓內部也比較少出現摩擦或溝通不良的狀況,就算有爭執也大部分是庶務方面,在意見上比較少摩擦。因為沒有整體運動得決定權、不太有需要作決策的時候,所以大家可以討論之後採取共識決。每個人各自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任何人會被強迫跟隨行動,因為最後產生的是一個群體的共識。
到了後期,大家慢慢開始討論一些運動的方向,也有談退場之後組織化的問題,例如以後找一些據點、定期開會等等。出去以後,我們的第一步也許就會是約大家出來談這場運動、討論對這場運動的反省。
退場那天,二樓決定提早下去。我們不和主場的人一起走出去,因為我們不想接受門外人們的掌聲,也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有自己的立場。二樓是一個集體,我們大家互相認同彼此。

二樓奴工共同撰寫、簽名的退場聲明,410退場當日,下梯前從天台灑出去

運動中的權力結構與決策圈的形成
我覺得這場運動的場域(立法院)是一個密閉式的空間這點,確實多少會影響場內和場外群眾的狀態,但是這種溝通上的摩擦是可以被解決的。裡外的群眾是不同的狀態,前期城外的群眾像是在保護城內的群眾、後期會有些人抱怨為什麼無法進到立法院內,其實都反映溝通上及資訊不透明的問題。但是不透明和物理空間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城內與城外的分野,是可以克服的。
關於決策圈,其實一開始應該是因為當時場面太過混亂了,所以主事者就直接找了過去運動的夥伴。但是在場面穩定下來以後,我真的不知道決策圈怎麼會形成現在的樣貌。
在決策圈已經已經形成以後再去擁護集權的效率,根本是屁。陳為廷那天提了一個不信任群眾的說法,來正當化集權,我覺得是打了這場運動大大一個巴掌。會產生這些問題,是因為先形成了封閉的決策圈,才去考慮權力下放的問題。然後對持不同意見的群眾說:「要不然你來做、你自己要為後果負責啊」這個他馬的更雞巴,完全不負責任。所以有人會批評現在的決策圈黑箱,這樣的權力運作的方式,其實不是由群眾達成共識來由下而上決定,而是由決策圈決定好後往下傳遞的。所以才會有許多對糾察的批判、對場子的批判。

我認為決策圈的問題不僅僅在於權力沒有下放,更大的問題是,大部分人對運動的樣貌甚至不太清楚。甚至於「接下來要做甚麼」,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之下,很多場內的人也要看記者會才知道。也因此有種說法:場內場外都分別有幾種人,一種像是「殭屍」,在外面就是看人家發言、靜坐、睡覺,沒有任何功用,就好像坐在那裏當分母。另外一種叫作「賤民」,就是當你在場外受夠了當「殭屍」的生活,開始站起來進行一些批判、反省,但是你沒有實質的權力、又沒有進到立法院內,這叫作「賤民」。另外一種叫作「奴工」,就是你雖然不滿意運動的現狀,但你依然在為這場運動工作;但雖然你為運動工作,卻依然沒有做任何決定的權力,這叫作「奴工」。
在一場運動裡看見這樣的現象其實很有趣,譬如你會注意到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殭屍」。

像運動的走向或是運動的形象,都不是由下面的人們決定的,這其實也是一個大問題。雖然主場打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號,但有一件事情不能被忽視:運動某一個期間熱度會延續,是依靠行政院的那場行動出來的,那場行動的正當性或必要性當然還可以另外被討論,但不能忽視的是,運動某一段時間的能量,是收割行政院那場行動的能量而來的,但是運動本身仍還要保持自己那種「和平、理性、非暴力」乾淨的東西,我覺得這實在有點機歪。
黑島青在行政院的行動發生時一開始,就發了一個聲明,態度有點像是要和行政院的行動切割;後來又變成像是「欸這是我們的夥伴」,於是行政院事件的效應回到整個運動上面,但是卻沒有人去談到兩邊行動的調性是不一樣的這個問題。行政院事件是積極地想要創造一些東西,立院的主場則是「佔領議會」,老實說就只是守住,從頭到尾沒有做甚麼;行政院那場行動是別人做的,割闌尾據說是民主黑潮做的,那立法院的占領有做什麼積極的事嗎?其實沒有,所以我說,這場運動其實是靠很多其他的行動支撐起來的。

噁心的「乾淨」形象:對運動走向的反思

至於三月三十號的那場遊行,其實我乍聽之下會覺得好像是整場運動要結束了。不然你號召那麼多人、規模那麼龐大,卻沒有具體的意義,只是對外展現民意而已,沒有別的訴求跟主張,也沒有做完以後具體的下一步:那我們是不是要結束了?
結果卻又說我們還沒有要結束。這就更扯,因為也沒有別的方案啊,大家就繼續消極地佔領。老實說,大家憑什麼要跟你繼續佔領?我覺得決策圈中心應該要一直主動說服群眾說我們為什麼要繼續佔領,但是都沒有。大家就繼續像「殭屍」一樣靜坐佔領。我覺得這也是不信任群眾、集權的問題。

三三零遊行的能量,其實應該是可以為這場運動做出一點什麼實質上的貢獻的。但是到最後雖然有一個漂亮的形象,卻沒有什麼力道。我覺得這場運動的形象,乾淨、秩序、理性、和平、非暴力,其實是偶然形成的。因為一開始在立法院裡面,媒體就是想要清算你、問你各種問題想要抓出你的破綻,所以主場就對應形成自我約束。自我約束到後來,變為一種自我規範,然後努力呈現出我們是和平理性乾淨的形象。但是其實那種東西實在有點噁心。媒體拿個人道德去攻擊你的運動,但是你回應的方式卻是迎合、自清,最後把個人道德變成法則、變成形象。但這其實根本不是重點啊,這從一開始就不是這場運動的重點。但是你一旦這樣操作以後,之後就下不了台了,你要當乖寶寶之後就不能變壞。
對啊,我覺得倒不是主場刻意打出乾淨禮貌的口號。可能是一開始場面很混亂、場控很困難,所以有人打這樣的口號,那麼其他人沒有辦法也只能接受。但是我覺得一再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等於是把自己的底線打死了。而且我也很討厭自稱是學運,媒體這樣操作也就算了,但竟然後來這幾天才開始有人打槍、說這根本就不是學運,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用學運的形式進行。而且還弄什麼太陽花,我聽說太陽花是媒體取的,但是大家也沒有達成一個共識去否認它,最後變得好像我們就是太陽花學運一樣。

其實我本來就對於學運這個詞很感冒。我覺得強調學生當作主體,運動就會跟「乾淨、無知、很閒、善良和真理」之類的形象連結在一起。這樣的形象也許有一些正面的效果,但是這種正面效果也可能讓你翻船,因為不能做跨越那個形象的事情。不能抽菸、不能喝酒,身上不能有刺青,也不能有激進的行動,尤其在台灣社會的氛圍裡,特別嚴重。
另一方面,定位成「學運」又跟這場運動裡的群眾切割了。有一次,有一個朋友上來二樓,他告訴我他其實不是學生,進來立法院他感覺自己很怪,但他是支持大家的。後來他就走了。其實我覺得運動做到後來變成這樣很悲哀,群眾窄化到連不是學生的人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但是你又需要群眾的資源啊。
因為撐起這場運動的絕對不只是學生,像是NGO團體、社會大眾的資源,在外面做糾察、或是守夜的人,全部都有啊,各種人都有。但你還是要假裝自己是學生運動,雖然我覺得不是主場刻意要塑造學生運動的形象,但是當形象出現時你沒有去否認它,我覺得責任其實在主場身上。

退場的態度:我不同意打掃復原場地
至於場地復原的部分,我覺得收垃圾,自己生活上製造出來的東西收好是應該的,但是把椅子什麼的復原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社運本來就是包含破壞秩序跟攻擊的行動啊!要場復的話,那不就像馬的我們把拒馬推倒,回去之前還要把拒馬立起來,這是殺小?
本來我們就是想要突破這種政治權力、用制度把人民排除在外的壟斷,具體物理空間上來說,就是我們要衝進來。我覺得破壞然後衝進來、進行防守,重新建立物件的秩序,讓這裡不是立法院、而變成人民佔領的一個空間,這是具有政治意義的。所以說在政治意義上,我們不希望議會回到原來的樣子吧?我們今天是因為運動挫敗而離開沒有錯,我們戰敗了、我們退出,但是我們還是不認同把人民佔領的地方回歸到立法院。我們希望立法院回復到原本的形式嗎?不是嘛。放到具體行動來說,我覺得將場地復原這件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退場真正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沒有路可以走了。決策小組那群人對於占領,已經想不出任何招;場子已經越來越控不住、也越來越多人不想再控場,大家真的都累了。「運動遇到瓶頸所以退場」,這才是事實。基本上,我們的訴求都沒有達成,王金平給的承諾只算是稍微的成果,我們想要達成的訴求,是可能會跳票的。
當然,我自己也該要檢討。因為覺得決策圈鳥鳥的,而且自己一個人影響力有限,所以就沒有進入決策圈去跟他們攪和,整個過程中也不太管運動的走向。

對我來說,這三週的意義和成長,是看到了群眾的重要性。
我其實在三月二十二號就已經想好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甚麼。我想讓群眾──我設定的範圍是二樓的工作人員們──最後能夠擁有力量,不管運動整體的走向是什麼,他們都要有力量去抵抗這個運動的問題、甚至抵抗運動爛掉這件事。現在我覺得,自己很具體地理解可以怎麼做去達成這樣的目標。

郭冠均:1991年 生,(可能算)生理男性,同時也喜歡女生。如好奇任何其他的資料,請私訊詢問本人。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我也在現場】在「抬離」的終點迎接──愛可頌

訪問、文字編輯、攝影/鍾旻,三月三十日
我是一個30歲的美髮師,兩年前我是泛藍的支持者,家裡都看TVBS,聯合報訂了十幾年。以前對於社會議題,例如士林王家,雖然會覺得他們很可憐,但還是覺得法律的規定就是這樣,所以不會再深入瞭解。


慢慢地,開始接觸獨立媒體,接收到的資訊也變得比較廣泛,不會只侷限在主流的報紙或電視,讓我接觸到華光、大埔等事件,甚至接觸到全國關廠工人連線、農村陣線。我開始去瞭解一些社會議題,發現這些議題關注的背後其實都是一個「鴨霸」的權力,而這些被人民賦予權力的政府已經開始偏離、讓人看不下去,就是我想站出來的原因。我覺得一個人的想法、價值觀一開始可能是因為他接觸到的東西,但他可能因為一些生命中的改變,或是周遭朋友發生的事,讓他重新站在另一個角度想 。

我在第一天就立刻先打電話給我媽媽,跟他說我在立法院裡面,她的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說「你也管太多了吧!你可不可以管好自己就好。」但因為我同時也有PO 一些照片到網路上,我媽有加我臉書,他看到很多朋友對我的鼓勵,回到家之後他的態度轉變的很大,變得很支持我。


出來之後,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回來走走看看 ,想想立法院的朋友需要甚麼物資需求,我想他們一定很久沒有洗頭,所以我送了兩個吹風機,和兩個乾洗頭精進去,我送物資進去的時候,其實是行政院事件當天;送完物資後我回到家,突然看到電視上說立法院的學生在行政院會有一波攻勢,我立刻從家裡坐計程車到行政院,我選擇以後援的姿態幫忙,如果前線需要甚麼就去做補給,我到的時間蠻早的,所以在第一波就被推進行政院的大廳,跟六十幾個同學坐在裡面 ,覺得這是一種象徵佔領的意味,我知道驅離是必要的,只是沒有想到會到烏龜裝出現,然後用警棍打人,這些是我沒有料想到的。

在裡面的大家開始製作紙板,呼口號,一直在鼓勵打氣,這時候我問大家說「有沒有人是第一次被抬的?」全部的人都舉手,我問大家「被抬走會再回來嗎?」大家也都說會,雖然每個人都是社運新人,但都有股傻勁,就坐在那裡。比較會講話的人站起來帶大家呼口號,把我們這十天在立法院之前聽到的教的,被抬走要怎麼辦的動作,再複習一遍。

差不多四點的時候,警察開始有了動作,我看到方仰寧進來,他不知道講了甚麼話,警察就圍成人牆,把記者慢慢的推擠到門口外面,所以一般媒體拍到的畫面就只到這個時候。這時全副武裝的鎮暴就進來了。其實六十幾個沒有見過這樣場面的人,突然被這麼一群全副武裝、手上拿警棍、全身黑的警察包圍住,已經讓我們心理壓力非常大了。我們從三點半就開始喊口號,只喊那八個字「退回服貿,捍衛民主」。也許我們前幾天已經被訓練成要理性,大家幾乎都沒有甚麼謾罵警察的話出現。

裡面最激動的大概只有我,我喊到後面喊不下去,因為我一邊哭一邊講捍衛民主。我看著警察,發現有警察在笑,我紅著眼眶、淚流滿面的看著他們在喊,可是他竟然還可以笑,我不知道喊了多久,我對他們大喊「你們有沒有良心啊!」我說了兩次,隔壁的同學跟我說要冷靜、要理性,這大概是我講的最激動的一句話,大家還是繼續喊著那八個字,沒有妥協。

喊到最後鎮暴警察進來的時候,大家突然安靜了一下,覺得很害怕。他們開始把一個一個人拉出去,我一直謹記著要把身體放軟,但是警察一伸手就身到我領口裡深處,把我抓起來,我聽到我衣服撕裂的聲音 ,我的雙腳懸空,像小雞一樣被提起來,聽到衣服破掉的時候,我整個崩潰了。我不再喊口號,我開始亂叫「強暴!強暴!」我坐在地上一直哭一直哭,一般這時候應該要喊救命,但是我知道沒有人會來救我。我很快的又繼續喊口號,又有一堆警察試圖要來把我轟出去,我被推被拉,衣服都被掀起來,我聽到旁邊一直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說我受傷了,有人說我腳斷了,等到突然有人跑過來抱住我,說「沒事了,沒事了」那時候我已經在外面。

之後水車要來了,水車前有一些保警,保警往前推進,所有的人一邊被推一邊害怕的往後看,他們猶豫到底是要往前,還是往後走,每個人臉上都帶著遲疑和驚懼,我拉著我男朋友坐下,我們現場大概只有六七個人坐下,可是這些警察,他們直接讓噴水車對著我們沖 ,不用其他驅離方式。這一波過去後,大家幾乎已經沒辦法再堅持了,我心裡想著如果裡面任何一個人被警察拖出來,我不希望他是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被拖出來,旁邊沒有人,跟他說「沒事了沒事了」。所以我說我們一定要留在這裡。


後來我們真的沒辦法,被推擠到外面,到了忠孝東路,我看到外面還有人,都在等裡面出來的人。我當下真的很感動,因為外面也有醫護人員開始檢查每個人的傷口,也有人遞上毛巾。這次的行動,我覺得他是凝聚了更有心更堅持的人。


我很希望大家對這個社會、政府都能有一個美好的藍圖想像,不要讓媒體去抹黑,去製造社會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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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可頌:美髮設計師,平時關注動保與環保問題,「如果我們做普通事都有退休的一天,唯有不斷的付出與奉獻,愛才會永不退休!」

2014年4月19日 星期六

【我也在現場】非主流對應獨立思考

【我也在現場】非主流對應獨立思考 朱品諭


()學運前的發展
小時候,我爸曾帶著我參與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活動,但對我來說,真正開始「覺醒」、認識了社會的不同層面,是從國二玩樂團開始,樂團在草創時期,多屬非主流音樂、地下樂團,與順從教育潮流的學生相比,可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發展出獨立性的思考。高三時,當台北「反媒體壟斷」如火如荼進行之時,我們在台南的幾個學校組了衛客(WAKER)的團體,並發行試刊《覺響》,到各校發放,希望其他學校的同學可以注意到這個議題。因為這些關係,所以我的臉書有追蹤陳為廷,三一八當天,看到他發文號召,我也就到現場了。
()學運當天的發展
其實在集合時,當時大家都認為當天跟先前的遊行差不多,就是在立法院周遭表達意見與訴求,給院內立委壓力而已,所以到場一陣子後,我就先回基隆了。沒想到回到基隆,九點多看轉播得知竟然衝進去了,因此我趕緊再回來,在外場和四位公投盟的夥伴在外場繞,想要趁機運送物資進去,甚至還爬窗戶,可惜被警察發現而被抬離出來,後來到了凌晨三四點再有一波衝撞才得以爬梯子進來。事實上在頭兩天時,沒有特別感覺到組織的存在,能夠進入立法院,是因為同時有很多NGO團體的參與,一些經驗比較豐富的長輩,對立院建築與週遭比較熟悉皆有事先分享資訊,才得以順利進入議場;而這些消息不可能透過電話或網路傳遞,避免被警察機關透過管道得知,都是認識的人之間當面聯繫。至於在場內的組織,我認為並不是林、陳兩人很想要主導一切,而是參與社運的人畢竟有限,三一八行動是很多人的第一次社運,所以有經驗的人就必須站出來組織大家,號召認識的朋友分工合作,才有目前組織的雛型,剛開始著重在防禦工事,接著才延伸到其他組別。
()學運初期我的經驗
第二天早上,我先行返回基隆,但回到立院現場後要再進入議場就受到管控,剛好在管控處遇到一開始認識的夥伴,便開始擔任糾察達一天半,後來成為管控者。擔任糾察、管控者數天後,曾經也是有個想法萌生,覺得無法得知場內的情形,有種被拋棄的勞動者的感覺。經由其他人的邀請後,才了解當組織型態一確立以後,只要是有配掛志工證的人員,是可以到開會場地給予意見,因為場內的人也很想瞭解場外的實況與需求。因為這個經驗,我特別建議要加強場內外的溝通,近期或許會有類似派報的狀況,讓場外志工可隨時掌握議場內的最新資訊或是行動方針。
()家人意見
小時候雖然被爸爸帶著參與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的抗爭,但我覺得對長輩們來說,是因為自己的權利、利益受到侵犯,所以才會站出來參與抗爭運動,但如果這件事跟自身沒有關係,那麼長輩也不會主動參與支援。我的爸爸、奶奶事實上很擔心我參加公民運動,他們不反對,但基於安全疑慮也不太支持,不過我覺得他們算很好溝通,所以只要我有真誠得去解釋,不要帶有情緒的去講,家中長輩們都可以接受。近來有大專院校發動了所謂的「世代溝通」,我覺得這非常好,開啟了長輩與我們學生的溝通管道,不過,確實不能去怪上一代,畢竟他們經歷過戒嚴時期,只要有些言論或風吹草動,就有可能會遭到性命危險。真的要怪也要怪這個體系和政府。
()運動比較
對比這次公民運動與歷次參加過的社運,以前的行動常有個主辦單位帶領加遊行,在街上靜坐或進一步跟警察衝撞,大家都是靜坐喊口號。這次的行動是佔領立法院,正常來說,人民對國會的認知比較深刻,不像一般遊行一樣,過了就被遺忘了,這一次,立法院的效能失靈了,立委亂來,人民就只能占領民主最高殿堂,自己搶回立法院。以精神層面來看,是非常具有象徵性的行動,一群人衝進來且一起守住這個地方,這個行動超有意義的!而且警察四次攻堅皆無功而返,覺得我們非常了不起。以前參與的只是以行動參與靜坐遊行或跟警察撞,但這次到後來有參與到決策,加入開會,就更有參與感。另外,由於我是玩音樂的,學運在這幾天陸續有許多獨立樂團到場表演,給彼此加油打氣,某些樂團都是我平常有在關注,但沒看過他們現場表演,或者因為身負糾察職務,甚至還對自己喜歡的樂團進行一些事務上的協調,這樣的經驗非常難得,讓我非常感動。
()學運的挑戰
運動的前三四天,我感覺整個運動的訴求並沒有那麼明顯和具體,一下子要逐條審查,又說要退回服貿,又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應該是到第四天,決策小組才比較穩定下來。至於為人所詬病的集權形式,我認為不是故意的,開始有管制措施後,相對來說就容易會有集權的樣貌,即便設了意見箱的措施,反而還讓人覺得是很上對下的做法。而目前內部也有在討論媒體製造出來的英雄形象的好處與壞處,該如何因應?另一方面,外面的賤民解放區也都有在討論。討論其實是好事,不過重點就是不要吵架起內鬨,因為這就中了媒體的陷阱。
()下一步
媒體嗜血的習性是我們無法完全遏止的,學運組織本身只能見招拆招,決策小組的媒體組非常辛苦,要一直努力應對。我是認為,決策小組應該要有更確切的定調,來去面對接下來的發展。330剛過,我們要如何趁七十萬人的熱度消退前,趕緊搶時效推下一步。這七十萬人像是被你突然叫醒,那你要怎麼趁他們睡回籠覺的時候再引一波高潮?我在昨天的會議上其實有提到「全民抗稅」的idea,以一般家庭來說延遲繳稅的罰金一年應該不會超過200元,配合律師團的法律宣導,只要抗稅規模擴散,影響層面非常可觀,我覺得這概念算是可行,也符合非暴力的方針,這也是一種底牌,覺得有必要就攤出來,如果成功那就真的是引領世界潮流。
()個人的調整與認知
學運至今,原本的步調是,幾乎每天都會到現場,只有週末會固定回台南老家,學校那邊也不會完全斷了聯繫,同學知道我在做什麼,學校那邊與同學合作的事務也盡量維持正軌,不會讓他們有我已經消失的感覺。但現在似乎已有走入長期抗戰之勢,所以我會跟其他人協調排班,畢竟,現實因素還是得顧,就讓學校跟學運這兩邊可以平衡些。而我對這次服貿的認知是,雖然表面上許多人都是因為對象是中國大陸而反對,但我的認知是,不管是哪個國家,只要如此的程序是黑箱,我就會反到底。
自介:
朱品諭(朱皮),崇右技術學院(基隆)大一生,台南人,小時候曾被爸爸帶著參與老家高雄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的抗爭,但開始注意到社會上不同的聲音是從國二開始,國二以後開始玩音樂,屬非主流、地下樂團,因此進入了有別「順民」的領域,開啟了獨立思考的契機。

2014年4月14日 星期一

【我也在現場】經緯社前社長:「我看見年輕學生成熟的民主素養」──陳幼欣

四月五日,彰化幼欣家  採訪、文字編輯/沛均 攝影/沛均
  我是野百合世代後的人,高中的時候就加入彰中鄉土文學社(現在的台文社,由於當時政治風氣關係只能稱鄉土文學社),開始接觸台灣文學。

  透過閱讀台灣文學,我開始意識到:要關心這片土地,就必須了解這塊土地的歷史。到了大學,我加入了當時學生運動社團的先驅──成大經緯社;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了,當時在經緯社的訓練,讓我還不時會關注台灣的社會議題。


  「半分忠」的服貿審查所引起的學生佔領立法院事件,使我真正用心關心這一場318學運。尤其在3月23日學生佔領行政院後,約七八點彰化保四總隊北調的訊息傳來,我開始擔心學生的安危;因為根據直覺我知道很有可能會出現警察鎮壓情事。約晚間9點多,我先打給台北的學長,想要確定各團體的因應情況以確保學生的平安;但是到了11點多開始出現警察血腥鎮壓的消息,我的心開始越來越糾結。在美麗島事件裡,國民黨利用黨國機器鎮壓所謂的「暴力份子」,而這也是國民黨當時在中國屠殺鎮壓異議人士唯一的手段。但是在行政院前的,在我眼裡看來是一群追求民主與世代正義,還十分稚嫩如孩子般的學生,而政府竟然要動用粗暴的武力去攻擊他們。我與我的妻子徹夜難眠,在傷心一整夜以後,我決定北上立法院聲援學生。

  到了立法院以後,我不是立刻開始靜坐,而是伴著長期記錄社會運動影像的朋友,與之偕同先繞行立院周圍,觀察這場學運的組成份子與可能問題。一場學運裡面,其實不只是參與的族群複雜,其實甚至連看起來最單純的學生都有其複雜性。為了可以更深入地觀察這場學運,在靜坐的過程中,我每兩個小時會起來重新觀察周圍活動變化,然後換場地再靜坐觀察。那幾天台北的天氣反覆,有時候悶熱難耐,有時候突然下起傾盆大雨,讓人無法捉摸。最令人動容的是,即使傾盆大雨,總是可以見到不少的學生依然穿著黃色簡便雨衣,盤坐原地傾聽演講。是這樣的熱情讓學生堅持在這裡餐風露宿,而這樣的勇氣卻是我這個世代所無法企及的。除了學生,在中山南路的「中國黨賣台院」大門前,聚集了基督教長老教會會員以及公投盟等社運人士,他們都已經將近六七十歲,是該在家享福的年紀了,卻還是隨著學生一直在街上餐風露宿。

  很多媒體與有心人士抨擊學生不懂服貿,憑什麼反服貿﹖但是在靜坐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參與的學生幾乎都是很認真看過條文,並且勇於表達對於服貿的看法,我認為這些學生對於服貿理解的程度,是我們這群大人遠遠不及的!另外在靜坐會場,我觀察到多種形式的討論方式,還有對於不同言論的尊重。不管是什麼內容的發言,一旦結束後,台下的聽眾總是予以熱烈掌聲,讓我看見了這些年輕學生成熟的民主素養。


  透過歷史可以發現,參與社會運動的每一個人,未來的發展並不一樣。隨著物換星移,往往會遠離當初堅持的理念。這場學運的出現是台灣民主發展一個重大里程碑,我希望這次學運的堅持與理想能夠被永記與傳承。而每一個社會運動都會其自身的問題和矛盾。

  像這次學運,由於議場出入的管控,造成學生之間的隔閡與資訊不對等的情形,是一個最基本也應該被認真考慮的問題。同時在每一次的社會運動中,如何去消弭抹黑與神化所造成的衝突,是不分世代的學運參與者該去思考的。但是策略的不一致並不妨礙這場學運所爭取的目標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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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欣:老牌學運社團成大經緯社前社長,自大學時期開始參與校園民主活動與社會運動。目前任職於公家機關,是個已屆中年但仍有一顆熱血之心的老少年,318學運發生後 常以犀利筆觸並結合歷史事件在網路上針砭時事。也是文藝愛好者。

【我也在現場】素描記錄現場的美術班學生──妙妙


訪問、文字編輯/子恆 攝影/公民和他的好朋友們

  從以前就關心華隆案、大埔案和反媒體壟斷,「與其在學校上課,不如實際參與」,因此3月20日決定北上聲援。與其在學校讀死書,讀一些課本上空談的知識,不如直接現場實際的體驗一場真正的公民運動。

  以素描這種最簡單的方式來記錄當下社運青年們堅毅的神情以及他們的意志,藉由畫畫的方式讓我也能在這場社運理貢獻一份心力,達到讓大家放鬆以及紓壓的效果,這也算是學以致用吧。


  一開始並沒有要跟家裡說的意思,但隨著社運的進行以及時間的拉長,到了立法院內部,才跟家人告知,慶幸的是雖然沒有很支持但也不反對,他們選擇尊重我的決定。畢竟都活十八年了,我該學會自己獨立思考.辨別是非,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跟大家交流不同的想法,而不是自己單方面地就服貿以及社會上這些事情思考。即使想法不同,大家的目標卻是一至的。

  學歷已經不是一切的時代來臨了,議場內不僅僅只有台清交等大學,也有許多人是大家眼中沒那麼好的大學,但大家都很有能力,每個人都找到屬於自己的工作位置,像我,用繪畫的方式記錄著我所看到的一切,和接觸的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背景,各自的故事,在我看來,這也是另一種歷史的紀錄吧。

  我想小小建議一下,學運階層化的問題有些深化,雖然說能讓整個學運很有效率的進行,卻擋掉了許多來自外面的,新進的聲音。許多組別已經有了完整的架構,但也使得新人們難以融入其中,也讓許多之後進來的人沒有歸屬感,像是遊民一樣,這種想幫忙卻不得其門而入的無力感會讓人對於這場社運感動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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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妙婷:苗栗苑裡高中美術班的高中生,素描高手。

2014年4月13日 星期日

【我也在現場】不管明天我們是走出去、還是被拖走,我們都贏了──柯一正導演

採訪、文字編輯/乃甄、林翾  攝影/林翾

3月17日張慶忠30秒過服貿的事情發生後我非常憤怒,那個晚上我失眠了一夜,打算隔天衝去立法院靜坐抗議。到立法院後剛好有同學辦服貿的論壇,我因此加入演講。那天原本我就帶著包包、小說跟衣服打算找個地方過夜,在立法院群賢樓底下找個小角落之類的。沒想到當我演講完下了台後,當天學生就攻進立法院了。我四處逛一逛,發現地下車道有人把鐵門堵住,於是我就進來了。


在議場內我最感到驚奇的是整群學生進來以後,非常有組織地分工、分組。像是如何將外面的音響器材運進來,然後分組把門堵住,開始教其他的同學怎麼樣躺下來不要抵抗。一切行動都是非暴力的,所以整個會場控制得非常有紀律、有秩序,這讓我非常吃驚。外場靜坐的群眾也非常重要,裡面同學的安全其實要靠外面的群眾,因為裡面最多只能容納一百五十到兩百個人,很容易被攻破。第一天四波警察的攻堅其實我都覺得要擋不住了,沒想到後來林飛帆跳到桌子上去說:「你們再拖走我們一個學生,我就叫外面一千多個人衝進來」,就這樣阻止了第四波攻擊。而我們知道外面有一千多個人在,就比較放心。

當晚我觀察議場地形,注意到燈控室是制高點。我想,畢竟這是學運,作為一個長輩我不想介入太多,守在燈控室和議場有點距離,但還是可以記錄議場內發生的事,同時可以觀察外面是否有可疑份子混進來。更重要的是,倘若警察真的攻堅,這裡會是最後才被注意到的地方,那麼我就可以在這裡記錄議場內發生的所有事,直到最後一刻。

坦白說我本來以為這個攻佔活動頂多只能撐兩、三天,沒想到竟然已經快三週了,想來其實很不可思議。這幾天我都睡在燈控室裡,一開始不知道狀況,隨時都在擔心警察攻堅、擔心大家的安全,一直睡不好,後來狀況慢慢穩定才開始睡的安穩一些。有時候,當我一早醒來,凌晨四五點時,看到學生一個一個躺在那邊,角落有些學生還坐在那裡,醒著,就會想,怎麼搞的這個國家?這麼緊急的事情竟然是靠這群年輕人在維護著,是他們發出聲音、衝出來,其他的大人完全沒有回應,這讓我完全沒辦法睡著。


除了睡覺,平常大部分時間我都坐在這裡觀察,除了偶爾會有同學來找我聊天。我記得有一個參與攻佔行政院活動的同學,在行政院活動進行到一半時覺得情況應該穩定了,因此跑回來守立院,沒想到後來卻出事了,許多同學流血掛彩。他非常難過,知道我在這裡,來找我傾訴他的痛苦,問我:「接下來會怎麼樣?」那時候我安慰他:「不管我們明天是被拖走、或是用走的走出去,我們都贏了,因為全台灣都注意這件事。你們的主張很準確,所以這不會結束,會有人繼續發聲,不管怎樣已經勝利了,台灣至少有一半的人覺醒了,全世界都注意到這件事。」

我是真心覺得學生的論調很清楚,反而是馬英九如果跟學生辯論會很慘,因為他永遠問A答B。學生最單純,不是立即性的受害者,卻站了出來,而且花了大半年研究服貿,加上很多律師和學者站出來支援,他們所擁有的力量真的很大。我記得上次在內政部的抗爭也是這群人,那次讓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害怕,因為學生們丟了油漆就坐下來不走了。這和以前的暴民不一樣,代表他們更有勇氣、更有責任感去承擔、代表他們一定會拼到底。


我從去年的反核大遊行後,每週五晚上六點都持續在自由廣場舉辦「反核四五六」活動,每週的「反核四五六」我們都會舉辦公民論壇,分享各種社會議題。坦白說,在舉辦反核活動以前,我對社會議題並不敏感。就是因為政府一直漠視反核的聲音,讓我們的活動一直辦下去,我因此開始了解大埔案、文林苑、鐵路東移、服貿,甚至因此更深入接觸這些議題、還參與抗爭,所以我現在不只反核,搞到我現在幾乎是「反政府」了。


「反核四五六」也訓練出一批對舉辦論壇經驗豐富的義工,這次大家都過來幫忙,但不出頭、不介入。一開始大家只是幫忙維護秩序,後來開始協助主持論壇,等於把「反核四五六」這一年來的訓練移到這裡來。這真的很有用,連黃國昌老師都誇獎我們。

最近我坐在這裡看議場裡的大家,我跟其他導演說:「十年內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了」。我覺得這群年輕人只要維持他們的初衷、他們的勇氣和道德感,台灣真的會不一樣。四十五歲以上的人應該都要退出:是他們把台灣搞成這樣,政治人物不管在中央或地方、不管藍綠,都一樣!有農地就想瓜分,完全在傷害台灣、完全不做永續經營,只是不斷掠奪。年輕人雖然沒經驗,但他們的心是純的,我寧可把台灣交給他們。有他們,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幸運。


我知道很多學生的情緒不只源於服貿,還來自長期的積壓、或是其他議題的累積。這次很多團體都想趁學運提出自己的主張,就像我們也很想趁機宣傳反核,但後來怕模糊焦點,所以沒有做。我偷偷在想,如果我因為在燈控室而能夠在攻堅的最後一刻才被拖走,我搞不好會順便喊一聲「我是人,我反核」吧。但說真的,我不怕被拖走,小事情,我真的不在乎,學生也不用怕,只要全國人民支持他們,他們一定不會有事。只有馬英九要怕,他要負最大的責任。政府早就違背民意了,這個協議和我們的生計有非常重要的關聯,不管多大多小都應該要照顧到每一群人,可是我們的政府完全不溝通。

馬英九和江宜樺一定要有為人民服務的誠意。他們一直說服貿是為人民好,可是我們不相信。即使為人民好,你也要經過我們的同意,從人民、商業團體一直到立法院,都要同意這個議程通過。像加拿大,當初中加之間的移民法也是兩天就通過,最近因為中國大量的移民移入,已經囂張到他們無法忍受,因此終止舊法。政府絕對有這個權力為了國家安全或是國家利益來片面中止條約。

(註:訪談分別於3月20日與4月2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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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一正導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碩士,為台灣著名的電影、電視、廣告、電視劇及舞台劇的導演兼演員。代表作為《光陰的故事》,這部電影巧妙批判臺灣當時的社會現狀,開啟了台灣的新電影浪潮。也曾拍攝涉及女同志議題的電視劇《逆女》,後跨足舞台劇,與友人成立紙風車劇團與綠光劇團;2001年則與侯孝賢、朱天文等人成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致力推廣電影教育。柯一正導演十分關心社會議題,參與反核、憲法133實踐聯盟以及太陽花學運等社會運動。





2014年4月12日 星期六

【人物故事】滿腔熱情,在運動中覺醒──台大社工系黃珮綺


採訪/宇婷 文字整理/翰威 攝影/公民和他的朋友們四月一日,118巷 

  一開始我作為一個社工系學生,只是從社會服務業的角度去了解服貿,特別是老人照護跟身心障礙機構。我認為社會福利本來就是政府的責任,不應該納入貿易協議,不然就會有營利化、商品化的趨勢。一旦商品化的程度變高,就會形成服務供給的階層化。即使有些服務真的品質非常好,可以有五星級的老人照顧,但是誰買得起? 而且台灣的社工薪資很低,大陸的社工體系正在發展,需要台灣社工去督導、管理,對岸也願意出比較高的薪水雇用,但是台灣本來就很缺乏社工人力,這樣會造成更多台灣社工的流失。還有一點就是,一旦來台設立機構,他們就能擁有台灣的土地。台灣這麼小,中國人那麼多、錢那麼多,他們隨隨便便就可以操控台灣的一切。

  但是這只是我週五進議場前知道的,後來我才知道我眼界太窄了,服貿根本就是政治議題。開放的64項產業,包含電信業、航空業、建築業,很多都是會影響國情、個資還有國安的國家重點項目。這就是一種社會滲透,像是對傳媒的影響,我們的閱聽權都是被篩選過的,我們得到的資訊可能都是假象。雖然現在台灣的媒體已經有很大的問題了,可是這樣只會惡化目前的情況。還有對中小企業、零售業的影響,這些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服貿的開放太快、太大,所以我反黑箱、更反服貿。黑箱是一定要反的,因為一旦我們容忍這樣的程序不正義,有一就會有二,這種原則性的問題絕對不可以容忍。



  真正了解這個議題後,我又花了半天的時間去觀察場內,開始覺得迷惘。因為我發現:今天要對抗的不只是單單一件可怕的事,而是整個國家機器,而是政府。我想了很多,覺得台灣人民政治冷感太久了,像過去的我不談論政治,因為我覺得政治非常的醜陋,不是政治角力就是政黨在追逐利益,所以選擇眼不見為淨,但是現在才發現我錯了。如果連我們學生都不關心,自私自利的話,台灣一定完蛋。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對政治冷感太久,被規訓太久。我們的教育制度,從來都不會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我們的思考也變的僵化、無知,政府就利用我們的無知,去操控我們,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除此之外,我們太短視近利了。許多人認為經濟開放可以帶來很多工作機會,但他們沒看到的台商已經默默地回來了,因為他們失去了利用價值。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卻沒有看到服貿對文化、甚至是國家意識的衝擊。我們也非常的健忘:不斷地忘記過去我們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忘記了歷史的教訓。

  我是個單純、極度樂觀又理想主義的人,大學四年,我都待在原民部落的服務社團裡面,看到很多問題,也明白社會結構與制度的漏洞,但現在我發現,我沒有真正看見我與這塊土地的連結,沒有真正的和弱勢站在一起。過去,我對議題都停留在「理解」的階段,直到這十幾天,我才跟其他公民一樣覺醒了。覺醒不是透過閱讀或了解議題便可得到的成果,而是當時機到了一個轉捩點,人民的忍耐到了極限,才可以達到。我在進去的前兩天,沒辦法想到這麼多,只是感覺無力,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但是後來我想到,這次的行動是由學生發起的,本來就不會有事前分工,不該奢求別人指派我工作。

  一個人的時候會覺得力量很小,但開始與他人討論以後,我會發現我的恐懼、擔心跟其他人一樣,是可以被包容的。因為我們過去都被保護的很好,一出生就享有民主,而今天我們第一次面對恐懼,應該要對自己與他人諒解和包容。運動過程中,我們會有很多情緒,但只有冷靜的時候,才可以好好完成事情。我覺得要恢復理性很難,透過跟身邊朋友的分享與聊天,我才可以拋開情緒。在場內時,我非常害怕,崩潰了四五次。我打電話給我的老師,老師與我說,他覺得我的角色很重要,因為我是一個素人、一位知青,過去不愛談論政治,我是一群人的縮影。他鼓勵我向他人分享恐懼,說出我的聲音。果然,在禮拜六早上,因為我沒有辦法好好睡覺、情緒太激動,就在場內昏倒了。但我冷靜後,我慢慢跟其他人聊天,越聊越多,認識越多人,越會發現自己不孤單,因為很多人都與你相同,大家都一樣。所以我們要更加團結,一起想我們要做什麼。透個這樣與他人分享我的心情,也可以讓場內外的人更理解對方。因為場內外的隔絕,彼此的焦慮無法交流,以至於開始互相不理解,互相批判。於是,我開始做雙向溝通,告訴場內的人場外人的辛苦、和場外人分享場內人的奮鬥。讓原本焦慮沉重的大家,透過分享和聊天,理解彼此的情緒以後,情況就有改善。



  在場內守門後,漸漸認識許多人。目前我在罷工罷課小組工作,在與場外溝通時,才發現場內外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平台網站。1985離開後,黑島青的幹部們十分疲累,我會想盡量去幫忙他們。一開始當然難以參與,因為社會運動的權力本來就是同心圓,一定會有內部的決策者,和外部的參與者,但是有意見的話直接說是沒關係的。作為第一次進行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意見接收的平台不完善是當然的。連我自己都會對內部的策略產生懷疑,然而我明白,這是一場公民運動,我們本來就要有包容其他人立場的能力。同時,我們在不同的立場之間,也可以漸漸發現許多不同的問題,譬如說憲政不完備、代議制度失靈等等。



  討論中,我們開始思考,社工系可以對這議題做什麼。聯合了其他社工系學生,我們創立了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禮拜天發起以後,我們邀請了一千多人聯署,抗議衛服部對服貿議題的不監督,並希望衛服部向行政院反應,將社會服務業撤出服貿。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份聯署,提醒衛服部,應該向中央反映,而不應該作為決策者的工具。

  但當我離開立院時,我完全崩潰了。外面的人變少了,回到台大校園,大家談論的話題跟服貿完全沒有關係,似乎一切都沒有發過。我跪在118巷,大吼著:「拜託大家一起來關注服貿議題」。那時候有一個伯伯來抱抱我,告訴我:「台灣就靠你們了。」禮拜二的崩潰,來自於現實社會的打擊,我才知道我們很渺小、我們的力量單薄,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和裡面的人分享:不要只關注到裡面,也要注意到外面的世界。很多人只是覺得這是一群人在鬧,不會覺得這是大多數人的努力,一切的生活還是一如往常。想要改變的話,上一代人的喊話,比起跨世代的對話會更有力道。我和師長親朋們溝通時大多都可以得到正面回應,乃是因為我們的對話建立在感情基礎之上。但我與路上的陌生人講再多,也比不上他們的中生代朋友說的一句話:「我們該來關心了」。這件事情不是台灣學生的事,而是全體公民的事。我們要透過分享、演講,讓更多更多人變成種子,影響各個領域的人們,並繼續散播議題。


  這十二夜下來,我覺得我改變了。我看到了一絲希望,看見了一個大方向:我想要學習如何對抗體制、如何為不公不義的事發聲、如何讓更多人關注社會議題、如何吸引更多人來分享、討論。我知道了以後我要去實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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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珮綺,台大社工所碩一,一位活潑開朗、滿懷抱負的二十三歲知識青年,希望能將社會的不公不義化為助人自助的實踐力。